在古典时期的战争中，希腊人在阵亡者遗体收集方式上呈现出相当的多样性，这些遗体收集方式首推缔约收集,这种方式在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战争中尤为常见甚至可以称为是一种常规的收集方式。在这种常规收集方式以外，亦存在两种特殊的收集方式：一种是战败方在未经过战胜方允许的情况下自行收集己方阵亡者遗体(简称战败方擅自收集)，另一种是由非已方收集，这两种特殊方式展现了古希腊人在收集阵亡者遗体行为方面展现出的灵活性。
1.敌对双方缔约收集
缔约收集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世界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收集阵亡者遗体的方式。从字面意义看，其指的是在缔结条约以后，按约定收集遗体，然而其具体的表现上要比字面意义更加丰富。从行动过程上看，缔约收集主要包含以下的顺序：
首先，作战双方暂时停止作战并至少有一方脱离战场，而后，其中一方会派遣使者前往另一方的指挥官处提请缔结临时停战和约以便已方收集阵亡者的遗体，需要强调的是提请缔结和约的一方一般都是处于劣势而被迫脱离战场的一方；接着收到缔约请求的一方会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是否要同意缔约请求；最后，在合约达成后，遗使的一方便会根据临时停战和约前往战场收回己方阵亡者遗体或从优势方手中接收回己方遗体。
此外，这种缔约收集还存在一种变体，即作战双方约定进行遗体交换，由于这种以交换方式收集阵亡者遗体的行为也是以协定作为中介才得以实施的，且它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因而其依然可以看作缔约收集。
缔约收集方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通过缔结临时和约来收集己方阵亡者遗体的行为只发生在希腊世界内部各城邦之间，换言之，包含着阵亡者遗体收集协议的临时停战和约的缔约主体一定都是希腊城邦。
2.战败方擅自收集
尽管缔约收集遗体的习惯在古典时期希腊世界十分普遍，然而这并不是当时军队收集阵亡者遗体的唯一方式，从现有的史料看，希腊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遵循遣使缔约收集的习惯，在没有同对方达成相关和约的情况下，战败方有时也会擅自前往交战地域收集已方阵亡者遗体，这种行为便构成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收集方式。
从遣使缔约收集遗体的叙述中能够看出,实施常规收集方式就必然需要派遣使者同敌方达成一个临时停战和约,而一方一旦决定自行收集阵亡者遗体就一定不会向敌对方派造使者那么也就不会达成这种停战协定。
此外留克特拉战役后斯巴达人的激烈表现给出了一条重要线索：不订立临时停战协定而直接派兵去抢回尸体的行为能够挽回兵败之辱。由此看来，想要解释自行收集行为，就要理解古典时期希腊人对于战争胜负的看法和观念。
3.非己方收集
古典时期发生在希腊世界战争中,阵亡者并不一定会由本城邦的武装人员收回并安葬，在某些时候战场上一方的阵亡者遗体会由自己的盟友或是敌方安葬而发生如此特殊情况的原因较为复杂，总体来说其与实施安葬行为的主体有关这个主体一般分为敌方和盟友两种。
有史可查的一个由敌方收葬的行为发生于公元前404年的西西里岛，当狄奥尼修斯率军击败了厄特尼人后，其下令收敌军的遗体并向对方派出了使者，宣扬了狄奥尼修斯埋葬对方阵亡者的善行，以期对方能够接受已方提出的协定。
从狄奥多罗斯的记载中能够看出，狄奥尼修斯并不是无缘无故去埋葬敌军阵亡者遗体的，其目的是想通过这种行为树立自已在敌军心中的良好形象以期对方能够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
盟友是这种特殊收葬行为的另一主要的实施主体，通过对非已方收葬行为的进一步分类讨论中能够看出，此类特殊情况分为两个小类别，一类是阵亡者由敌方予以收葬，另一类是一方或多方阵亡者遗体由盟友予以收葬。
由敌方收葬的情况更多地是出于利益的驱动，即这种行为是收葬方为了让被收葬方答应某种条件而做出的故意示好；由同盟者收葬的情况则更多应从感情因素来考虑，即这种收葬行为更多是体现了收葬方对于盟友的尊重与感谢当然，考虑到结盟也是基于共同利益这--事实，故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行为当中的利益因素。
收葬中体现出的价值观1.崇尚神圣与勇武的英雄主义
上文在探讨古典时期希腊人的丧葬观念时曾经提到轻验薄葬在古典时期是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丧葬观念，虽然当时人们在安葬阵亡者时大幅削减了葬礼的花费，甚至在棺樟的使用也降低了标准，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人们对于葬礼的轻视不论是雅典公葬仪式还是伯拉西达的葬礼，其参加的人数和葬礼的场面上依旧不逊于《伊利亚特》中英雄们的葬礼。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虽然由于节制思想大行其道而导致轻殓薄葬盛行，但是古代希腊世界中一直存在的英雄主义传统在古典时代却依然被人们继承了下来，并在成为收葬行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不论是《荷马史诗》中联军和特洛伊的英雄们还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情英雄俄狄浦斯，亦或是长眠于温泉关的斯巴达三百勇士，勇敢都是他们的重要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雄崇拜就是一种对于勇武的崇尚，柏拉图甚至将勇敢归纳为城邦四种最重要的德行之一。
2.重视集体的城邦爱国主义
一般而言古典时期收葬阵亡者的实例能够按照阵亡者的数量分成两种类型类的收葬对象是斯巴达的诸位国王或伯拉西达这样单一的个体，另一类是雅典阵亡者、底比斯圣队这样的群体。第一类的收葬行为中，阵亡者往往会被单独安葬且他们的名字会随着铭文或史料记载流传下去。
而第二类的阵亡者一般会被集体安葬于一处，且后人无法得知他们具体每一个人的名字，比如在伯里克利的演说中有一个短语中其提到了英雄主义一词，而与该词相搭配的是一个复数“thesemen”，而底比斯圣队也是以其整体的名称流传后世，这与前一种类型有很大的不同。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在古典时期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大行其道，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收葬行为中几乎每一个阵亡的英雄都是被单独举行葬礼、单独安葬伯拉西达式的葬礼应当就是对于这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传统的传承。
而与之相对的底比斯圣队式的集体葬礼却展现出了新的风貌,可以说其是古典时代前后希腊人收葬阵亡者的行为中产生的新生事物，而这种新变化产生的思想基础便是城邦时代兴起的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念一一城邦爱国主义。
3.初步的契约精神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高度重视收集己方的阵亡者遗体,在具体的收葬过程中遗体收集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然而从本文第一章的讨论能够看出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特例，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派遣使者缔结临时收葬和约几乎成为一种唯一的方式，从时间维度上看，在整个古典时期一旦战斗发生在希腊城邦之间，这种方式基本上都会被希腊人所采用。这种对于缔约收集阵亡者遗体的高度重视和始终坚持，其背后的思想基础便在于当时希腊人中间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即初步的契约精神。
从现在掌握的相关史料来看，整个古典时期发生的阵亡者遗体收集行为中，只要收集遗体的临时停战和约达成，尚未发现有缔约的一方背弃契约导致缔约收集行动失败的情况发生，这也就表明至少在缔约收集遗体这一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契约信守精神是存在的。
对于这一点，苏格拉底在与克里托谈论法律与契约时的说法能够为古希腊人的契约信守精神做出一个很好地注解，他强调绝不能背弃法律与契约，否则这是错误的且会害人害已。从初步的契约精神出发基本能够解释古典时期希腊人在缔约收葬阵亡者活动中的种种表现，故这种较为原始的契约精神也就构成了相关行为的思想基础。